﹝研究指導note﹞：《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

授課老師：陳芳英先生
日期：2008/12/11

我不認為自己有什麼烏托邦式的觀念，
但我猜想讓我感動的大多是對不公不義的憤怒，
對迫害的無法忍受，
以及一些有關自由和知識這類老生長談的理念。[1]



1.
「文化史上的重要東西，有許多並不是你可能稱為革命的，而是保守的；文化不是完全、甚至主要由英雄和激進份子創造的，而是因為偉大、不知名的運動作用，使得事情往前進、使事情存在。」[2]

2.
即使薩伊德對傅柯有其個人的評價，但在這一點上是完全引用傅柯的：檔案—論述—說法的集體系統。對於生產文化的社會環境，薩伊德稱之為「文化中的物質性生產機制」，泛指所有影響文化的條件，也就是傅柯所言有一種「動力的網路」來限制、選擇、安排、形成並維持寫作，使寫作具有與特定時空相聯繫的特定形式。若失去這個動力∕有機的網路，寫作就無法表達它自己的出生、通往它設定的目標，或說它無法有物質性的存在。[3]分析文學作品時，這個背景很容易就被突顯出來：作品要被與這個背景連結。

3.
承上，便能推導到一個看歷史的角度：每個人都「在底下」（under的歷史觀），有關宰制和被宰制的那些經驗都是領域或限制。薩伊德強調「開始」比結束重要，也就是繼承維柯「歷史是由男男女女寫成」、歷史是「人造的」之後，我們接著便必須著眼於包圍著人的現實，理解人創造歷史的整個經過。「文本是一個過程，而不是一樣東西。」[4]這也呼應了薩伊德在《東方主義》中所強調的重點：「論述的和檔案的文本姓以及現世的權力之間的夥伴關係，其中作為另一個的指標和折射。作為一種有系統的論述，東方主義是書寫的知識，但由於它在世界之中而且直接關係著這個世界，因此它就不只是知識：他是權力……」[5]

4.
薩伊德同時是作家、學者、老師以及政治參與者，他從事的工作多半是飽含著批判性的。他對批評的態度是：「批評基本上一種發現和認知的活動，而不是沉思或嚴格將理論強加其上的活動」，除了時時刻刻意識到歷史證據迷失的危險之外，他特別指出檔案搜尋的重要性，因為檔案搜尋的「主要利益在於讓理論感受到物質現實的印記。」[6]這當然牽涉了再現的問題。如何消滅一種壓迫性權威的再現系統（如東方主義下的埃及或阿拉伯）？「另類的選擇是一種參與式的、合作式的、非強制的再現系統，而不是從外面強加的再現系統」，可是，薩伊德目前也舉不出例子來說明這個。（人總是有很多侷限，但是如果無法認清自己容易犯的錯、自己到底有哪些成見時，就將這些內容貼上「真實、自然、無懈可擊」的品名的話，就會在有意無意之間把別人扭曲、刺傷了。對於一個內心懷有熱度的人而言，這是一個對自己或對它人都成立的無法輕易原諒的行為。）然而，至少他提出很清楚的方法與輪廓：「對反的意志……看待它的方式是藉由第三種意志，也就是知識的、學術的或歷史的意志，來看意志和對反的意志彼此之間的運作，而且想出有別於它們的另類選擇，這種選擇就相當程度而言是反省的、非強制的、沉思的。」[7]可以說，在這樣的原則之下，《東方主義》很多層面上是夠資格的。

5.
（p.327、p.373）「回到自己的歷史經驗」的重要性就在於這是一種介入其中的方式。當一個被壓迫的民族獲得重新看待敵人與自己的契機時，分離的概念總是無所不在。（薩伊德時時提醒著他的讀者：分離主義是他堅決反對的。）在民族主義的火苗獲得充分的滋潤而竄燒，被壓迫的民族藉著肯定自己民族的傳統與價值來免除被詮釋、被宰割的命運，我們∕他們，清楚不過。當這樣的分野落實到社會環境中時，就牽涉資源分配的殘酷現實：誰留下來？誰是主人？舉例：今年八月的屏東縣霧台鄉，魯凱部落之行，一個出乎意料的早餐會報中，一群來自各個團體的組織工作者遭到部落長老的糾正。這當中的確存在著不同層次的辯論，但我確實看見長老的傷痕。重點是，「外人」如何擁有發言權？「我」怎麼看待這個衝突的事實？「我」帶著什麼樣的感受離開？而我們離開之後，留給部落什麼？

6.
「我們如何以其他的方式來介入更大的世界，而且在那裡做一些我們特殊的（更別說怪異的）能力和訓練讓我們適合做的事。」[8]、「真正的問題是你在哪裡做這些事――地方――而那就提出訴求對象的問題，以及你是否的確能以不同的方式來面對幾種不同的訴求對象，並且回應他們所面對的問題。」[9]承上，這個部落經驗以及其他透過參與、接觸而得到的組織經驗，都讓我對這兩段話有更多的體認。我不願意將這稱為操作，雖然很多人會這麼說，但與其使用操作這個帶著權宜內涵的字眼，我更希望能找到其他的形容，來更貼切我趨向對這個態度的理解：罅隙、彈性、流動、不固定以及「人」本身。

7.
一個矛盾之處：歷史的雙重（或多重）模式 v.s 多重聲音結合為一個有紀律的整體。（拿捏的問題，討論時將勢必回歸到參與運動的現世情境中去決斷）

8.
戲劇與公共領域，什麼是公共議題？我花掉最近兩年多的人生專注投入戲劇的學習，但為什麼當我不與戲劇圈的同伴交往的時候，我總覺得比較自在？假如我要真的做到薩伊德所說的「超越個人的專業發言」，試圖分開創作中的「個人」而對許多作品有所批評時，還需要將自己的思路訓練的更清楚，以能夠在美學評斷與戲劇作品的當代性之間做一些決定。舉一個例子：對於《魯迅2008》這個作品的價值，從藝術大學研究所的學生口中出現粗魯的評斷，我是永遠不會習慣的。

9.
薩伊德以多重身份加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運動，即便他不想要，他還是擁有了許多的追隨者，許多奉行他「批判」性格的當代知識份子。我想這當中除了薩伊德建立了一個「另類的領域」（究竟要如何稱呼？）之外，還有很深的道德與感受的層面。正如他所言，「一種社會的心靈」、「不背棄世界，也不對它宣戰」。

10.
「我們必得把它們視為歷史的、存在的，而且根植於某個時刻拒絕彼此承認的不同歷史中……不把承認當成抽象，而是把它連接上政治行為和政治形式。」[10]就巴勒斯坦與以色列、美國及其他巨大權力單位之間的糾葛，薩伊德承認這個議題在第三世界團體、少數民族陣線、黑人組織、女性主義團體或性別團體之間能找到比較多的同情。這彰顯了一個很重要的資源分配現實。當我們將討論置放在歷史發生的連續時空中時，就不得不挺身而出。





[1] Viswanathan, Gauri（薇思瓦納珊）編，單德興譯，《權力、政治與文化――薩依德訪談集》。台北：麥田人文出版社，2005年。頁64。
[2] 同註1，頁58。
[3] 同註1，頁63：「波赫士的一個腳色在某處疑惑不解的問題：是什麼使得一本書裡的字母和文句不會從書頁脫落？」
[4] 同註1，頁67。
[5] 同註1，頁77。
[6] 同註1，頁93。
[7] 同註1，頁285。
[8] 同註1，頁74。
[9] 同註1，頁115。
[10] 同註1，頁3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