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課老師：陳芳英先生
日期：2008/11/14
詮釋的競賽（interpretive contest）――本質與詮釋1.
本書後記：《後記：為一九九五年版作》中，薩依德重申了自己寫作本書的立足點：
我之所以反對東方主義，並不是因為他們是針對東方語言、社會和民族所做的古老研究，而是因為這一套思想體系站在一個非批判性的本質論者的立場，去探索一個異質性高、動態又複雜的人類現實；這就暗示了一個持續存在的東方現實，以及一個對立並同樣持續存在的西方本質，也可以說後者在遙遠且高高在上的地方觀察著東方。而這個虛假的位置又掩蓋了歷史變遷，更重要的是，由我的立場來看，它同時遮掩了東方主義者的利益，儘管試著要去將東方主義作為一個單純的學術上的努力，和東方主義作為帝國的共犯這兩者作一個細膩的區分，但那也無法將之與自拿破崙一七九八年侵入埃及後，便已開啟了一般性帝國（統治）的現代全球歷史新紀元之脈絡做單方面的分離。[1]
這一段話是薩依德用來澄清自本書造成轟動之後，陸續有人批評本書為反西方主義之著作。上面這一段話的前半部份解釋了東方主義一個從開創這個領域以來就已經傾斜的論點：認為東方有一個恆久不變的本質，而且是劣於西方的。本書之所以寫成，也正是在指出此論點是如何強而有力的主宰了東西方。
2.
同時，在後記中薩依德也表明了他對東、西方這種分門別類的劃分抱持著高度懷疑的態度，而且是源於他「反本質論」立場。意思就是說，他之所以反對東方主義，並非因為他心中有一個自認為更接近現實、更像東方、更能代表東方的「東方（或任何一個足以表示其內容的代碼）」，而是，除非發揮想像力與斷章取義的功夫，否則沒有任何人能在「東方是什麼」這場辯論中提供答案。換句話說，就算題目更改成「西方是什麼」，也一樣沒有人能提供答案。
3.
首先，「無論『東方』這個詞語抑或『西方』這個觀念，都不具備任何本體論層面的穩定性，兩者都是由人為的努力構成，是對於『他者』的斷定與確認……」[2]，對歐洲來說，或對東方主義學者來說，重點並不在於東方是什麼，而在於他如何看待東方？他如何形成這種觀看方式？（並且，我們能在歷史中找到多少因為政治、經濟與殖民的需要而刻意強化的東方圖像？）為什麼歐洲東方專家永遠相信東方「就是這樣」？重要的是為何東方主義所創造出來的東方如此一致？
4.
薩依德引用了維科之言：人們製造了他們自己的歷史（man-made），繼續談論這個「詮釋的權力輪廓」。很明顯的，從拿破崙攻佔埃及、歐亞兩洲從此門戶相通之後，這場詮釋競賽的大贏家就是歐洲，勝利的獎勵是殖民。回顧歷史，殖民利益便曾經是引發這個比賽的原因之一（其他的原因還有宗教、文化、語言與地理的威脅）：「東方主義便是為了支配、再結構並施加權威於東方之上的一種西方形式」[3]。這樣的結果顯示出東方主義所宣稱的東方本質是服務於帝國主義權力與基督教權力之下的，定義這個本質的不乏統治者與軍事家，以及更多被這兩種人管轄的東方學者。至此，薩依德已經提出問題的核心：知識與權力。「知識帶來權力，而更多的權力需要更多的知識，如此形成了資訊和控制的辨證關係，一種讓歐洲有利可圖的辨證關係。」[4]
5.
賦與東方「可理解性」的不是東方自己，而是透過西方嚴格、強大的知識體系，東方獲得了一些身分：被研究者、被殖民者、宗教叛徒等等。所以當東方主義開始去描繪東方的面貌並相信有所謂永恆的東方面孔時，我們將會看見東方主義下的東方與現實的東方之間的落差。「東方主義已經凌駕在東方之上，因為它的應用範圍總是從東方的一角，一個特定的族群的微小細節，過度放大為東方人的社會的普遍特質。」[5]對此，薩依德認為「認何穩定的本質都在持續的改變當中」，呼應了他在後記當中的話，無論是歐洲、伊斯蘭世界、印度、中國、埃及或其他非洲與亞洲國家，本質上都是一個複雜而且富於變化性的人類現象，當我們試圖「理解」它時，怎麼能夠奠基在那些想像的經驗當中呢？尤其當這些理解將會被大大的用來影響東方的命運的時候。
東方主義的文本態度1.
東方主義至少有這三種形式：文學作品、學術研究和政治性的鼓吹。但在這三種形式之前，東方已經被分門別類，成為一個限制的區域。「凡是有強烈不同的實體並存的狀態，都有這種因為被認為彼此極端不同而產生的對立緊張關係」，所以東方、西方，強大、弱小，這樣的二分法就出現了。從東方學擴大到全人類，有數不清被區分的類別，每一個人都或多或少隸屬於某個族群。如何處理對立與差異將是一個更重要、更切身的問題。（我在這邊所能想到的是：首先，在試圖理解任何一個族群之時，對於「觀看位置」有多少的覺知？第二，在能力許可範圍內，盡量複雜化的去看，或是說應該避免單純化。第三，避免二分法，尤其出現政治敏感時。）
2.
「有兩種情況有利於文本態度的發展。第一是當人類碰到相對不熟悉或威脅性、遙遠的東西，這種情況下人們要訴諸的不只是自己先前的可能類似經驗，而是如何解讀這些新奇的東西（如旅遊書籍）……。
第二個有利於文本的情況是，文本的指導作用往往有效（如但丁、福樓拜）……事實上，這就是相當複雜的一種不斷加強的辨證關係：讀者的經驗，被他們所閱讀到的所制約，然後這種讀者的影響力又反過來定義作者所選擇的材料。」[6]
3.
「歐洲的確是透過文本的了解，形成對東方的定義，然後再把這些都放在東方世界來實際運作」[7]而這種「東方化的東方」，做為一門專精獨特的學術，有兩個顯著的瑕疵：問題定位蓋滿了異己的戳記、主題層次上採取本質主義的了解方式。（如阿布代‧馬立克之描述）這裡有張「歐洲中心（europcentrism）」、「佔有性的少數族群霸權主義（the hegemonism of possessing minorities）」的面具。
4.
英、法兩國的東方主義和「語源學」關係深厚，語源學家透過語源學方法制定了東、語言的比較文法。但他們研究的材料顯然過度依賴從東方運送到西方的原始文件資料，這也是語源學的局限：消失的語言經驗是不可得的。「語源學在現代文化（雷南稱為語源學的）的工作是繼續清楚的看待事實與自然，因此能擺脫迷信，並且繼續跟隨物理科學的發現。」[8]雷南也正這麼想：「語源學是心理事物的準確科學」，於是他建立了所謂的「語源實驗室」（應該就算是他老人家的書房吧？）。語源學的科學價值在於賦予事物一個定論，雷南所謂的「創造」，事實上就是界定一個明確的位置，這是科學下人之處：只要被界定了，就絕無翻身的可能，因為科學是沒有例外、也不因時制宜的。雷南就在語源實驗室中創造了閃族語。這一點，薩依德依然能指出其政治面：「閃族語是雷南的原初創造，一個他在實驗室的創造物，以滿足他對公共處所與任務的感受。」[9]
5.
「原初伊甸語言的概念逐漸為原雛語言（印歐、閃族語）的自我演變概念所取代，原雛語言的存在從未曾有過爭辯，因為我們承認這樣的一個語言並無法被重新抓回，只能在語源學過程中被建構。」[10]當語源學驗證了所謂神聖語言「希伯來語」並非原始神聖或原生生物後，就將神在伊甸園傳遞語言給人類的故事置換掉了。雷南因此認為這個語言已死，於是正好提供機會去創造它。換句話說，閃族語是被雷南創造出來，並且加以建構的。雷南造就了一個語言的東方。雷南年代的人們熱中於認為「一切事物皆來自埃及與新東方」，而這樣的熱中正顯示出西方的語言、文化和宗教學者在知識上對東方的需要。
6.
「閱讀雷南有關阿拉伯語、希伯來語、阿拉米與或原型閃族語，你感覺像在閱讀權力的事實，靠著它與員學家的權威，從圖書館裡自由昭喚各種人類話語的用例，並將它們並列，讓優雅的歐洲散文圍繞，指出這個語言、民族和文明的缺陷、優點、野蠻與不足之處。」[11]這乃是知識與權力相互勾結、相互影響、相互成立的結果。薩依德在乎的不是語源學在學理上的問題，而是語源學的本質就是一門無經驗也無法實證的科學，但這樣的科學卻讓閃族語或其他東方語言成為次級的語言，站在低處，任憑高高在上的西方學者解剖、分析、分類。會造成這樣的結果，就是語源學本身的局限，以及它做為一門政府高額補助的學術研究科目，所不可避免的政治敏感。
7.
「因為語言學的時間性與歷史充滿著斷裂、巨大的不連續與假設性的斷代，所以語言學事件是以非線性和基本上非連續的時間向度發生，被語言學家以非常特別的方式控制。……這個方式就是『比較』。」[12]這是雷南的語源學處理東方材料的方式，所有的材料都是在一個和西方印歐語系相對照的命運中被理解的。語源學至此，成為帝國主義的力量，宰制東方。一個文本的出生，無論內容為何，都可以見到當代文化印記所賦予的力量，雷南的研究就是如此透漏出權威，對他而言：「時間只屬於一般經驗科學上無用的領域，而文化與文化比較（帶出了種族中心主義、種族理論和經濟壓迫）的特殊斷代（periodicity），早在道德視野顯現之前便被賦予權力了。」[13]
近代東方危機
1.
「一九五五年的印尼萬隆會議前，整個東方已經自西方帝國獲得政治的獨立，並且他們還必須面對美、蘇帝國的新國際權力形構。由於西方未能在新的第三世界中辨識出『它的』東方何在，因此東方主義便面臨一個挑戰性的、政治上武裝起來的東方。」[14]也就是說，當殖民者推出殖民地時，東方的問題將會被重新檢查。過去那個無力為自己爭取健全政治體的東方，已經在政治現狀上改變了，「似乎」證明那個狂熱宗教的發源地「好像」有能力管理自己。如果，我們希望東方主義因此而消失，那勢必希望會落空：「我的論點是現代東方主義理論和實踐（今天的東方主義就是從它而來）的基本面向，不能理解成是突然進入了有關東方的客觀知識，而應該當作是從過去遺留下來的一組結構，透過向語言學這樣的學科加以世俗化、重新安排和重新形塑，接下來並進一步被自然化、現代化和世俗化成基督教超自然主義（或其類似版本）的替代品，東方則以新文本和觀念的形式納進了這些結構。」[15]
2.
也就是說，因為政治現實的改變，我們期待會有新的新局面事實上是受到原有的東方主義所層層限制並加以引導的。「東方是什麼」的答案不會重頭來過，頂多只是再經過一點「調整」而已。正好因為二十世紀起東方的改變，西方學者企圖用正統的學術語彙去解釋「現在的東方」，而使東方陷入另一個更巨大的危機當中。
3.
「當代知識份子可以從東方主義了解到，如何一方面現實地限制或擴大他學科的主張，以及如何在另一面看到文本、視界、方法和學科得以開始、成長、興盛、衰敗的人性基礎。」因此，薩依德呼籲本書的讀者；「探究東方主義也就是提出一些學術途徑來處理歷史在它的主要課題――東方――所帶出的方法論問題。但在那之前，我們一定要先正視那些人文價值――那些幾乎已經被東方主義的範圍、經驗和結構所完全排除掉的人文價值。」[16]
其他（零星筆記與書摘）
1.
想像的他們逐漸成為扭曲的他們。「凡是有關異常事物的爭議，都極有可能是人為建構的，除了其客觀的真實實體面外，必有如小說搬虛構的另一面事實。」[17]這正是想像凌駕真實。
2.
為何需要下判斷？「……光統治權是不能治理異國的，還要搭配價值判斷，而判斷意味著：西方如何正確的評斷東方外國人的強處，並以專家的姿態和他們談判。」[18]
[1] Said,Edward W（艾德華‧薩依德）著，王志弘、王淑燕、郭菀玲、莊雅仲、游美慧、游常山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1999年。頁550。
[2] 同註1，頁3。
[3] 同註1，頁4。
[4] 同註1，頁51。
[5] 同註1，頁138。
[6] 同註1，頁135。
[7] 同註1，頁138。
[8] 同註1，頁199。
[9] 同註1，頁209。
[10] 同註1，頁204。
[11] 同註1，頁211。
[12] 同註1，頁212。
[13] 同註1，頁216。
[14] 同註1，頁153。
[15] 同註1，頁186。
[16] 同註1，頁161。
[17] 同註1，頁75。
[18] 同註1，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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